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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统治英国45年。她登基时英国还是个贫穷衰弱的二流小国，而当她逝世时，英国已经成为世界头号海军大国。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她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之一。她的统治期因此在英国历史上被称为“伊丽莎白时期”。
与中国的盛世不同的是，“黄金时代”之后，英国并没有衰败。“黄金时代”成了一个国家长久上升的起点，在那之后，英国国势继续蒸蒸日上，在随后的几百年间一直领先于世界。
原因是英国的崛起之路，每一步都伴随着制度创新。一部英国政治史就是一部制度演进史，虽然英国社会始终存在种种无法根本克服的矛盾，但是由于这种独特的政治进步方式使得每一次的矛盾冲突都能够得到及时的化解，英国也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强大的力量。
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我们会很容易发现，重提“盛世”二字，许多时候已经不合时宜。
第一，中国历史上，“盛世”两个字叫得最响的时代，往往问题重重。
一个蒸蒸日上、富于自信的政权并不需要通过自我宣传来为自己壮胆。相反，在一些有问题的时代，人们却常常会高唱盛世的调子。
因为“盛世”是传统王朝统治合法性的有力证明。历经暴力夺权后，一个政权就需要以“养民”“牧民”的成绩来支持自己的合法性。而盛世的出现，当然是统治成绩的最佳证明。
在一个王朝埋头开拓进取的过程之中，统治者们并不会经常提起“盛世”二字，而是致力于发现和解决问题。汉代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中，从来没有帝王和大臣自夸为盛世。相反，那些底气不足的统治者却常把“盛世”挂在嘴边。宋高宗因动乱而幸得大宝，偷安一隅，大敌在侧，却无心进取。这种治绩，无论如何与盛世不沾边。然而宋高宗却常常自诩为“中兴”和“盛世”。在皇帝的鼓励下，大臣们称颂盛世之声铺天盖地，应接不暇。他们说皇帝“于皇睿明，运符中兴，绵于肃清，乾夷坤宁”。“大功巍巍，超冠古昔”，“皇帝躬行，过于尧禹”。他们夸秦桧“心潜于圣，有孟轲命世之才；道致其君，负伊尹觉民之任”，“大节孤忠，奇谋远识”，“圣贤一出五百岁，开辟以来能几人”。这些当初精心撰写的谀词，今天听起来只是讽刺。
中国历史上另一个“盛世”声音叫得最响的时代是清代。众所周知，清代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内心一直缺乏安全感。因此有清一代的诏书中，连篇累牍的内容是宣传大清政权的“深仁厚泽”。
但是，在整个清代盛世之中，盛世叫得最响的又是两个特殊阶段，一个是身背篡位恶名的雍正统治时期，另一个是乾隆晚期，也就是盛世已经渐行渐远之际。康熙时期，对盛世二字并不那么感冒。康熙平定三藩后，群臣请上尊号，康熙明智地拒绝了，他说：“贼虽已平，疮痍未复，君臣宜加修省，恤兵养民，布宜德化，务以廉洁为本，共致太平。若遂以为功德，崇上尊称，滥邀恩赏，实可耻也！”
正是这种难得的清醒，才有了以后一系列正确政策的出台。
第二，“盛世”是循环论的产物，而今天的中国历史已经摆脱循环。“天道极即反，盈则损，物盛则衰，日中而移，月满则亏，乐终而悲。”
与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国家多元交错发展不同，中国历史是一个封闭的自我线性循环体，其线性发展的规律是一治一乱，一盛一衰。《易经》说：“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无陂不平，无往不复”。就是说，凡事发展到后，无不向反方面运动。这确实是中国传统政治的运转规律。《孟子·滕文公下》中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左传》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三国演义》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老百姓则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无一不证明着中国人治循环规律的牢不可破。在传统政治中，一个社会如果达到了“盛世”阶段，那么就意味着眼前无路，只有持盈保泰一法，尽量推迟那不可避免的衰败来临了。
然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历史的发展，已经从自身的一治一乱循环转向与世界大潮合流。跳出中国文明的视界，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并不是只有盛极而衰，百十年就要重新洗一次牌这一条路可走。
全球化使中国人有机会吸收和借鉴其他人类社会创造的政治文明成果。虽然中国自我运转的规律仍然在深层次地起用，但是无论是谁，都已经不希望中国再次回到盛极而衰的旧有轨道。正如梁启超说：
古之天下所以一治一乱如循环者，何也？恃英雄也。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即世界借英雄而始成立之说也。故必到人民不倚赖英雄之境界，然后为真文明，然后以之立国而国可立，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可平。
第八章鸦片战争的种子
马戛尔尼的出使使欧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不用武力，就无法打开中国的大门。因为礼貌和沟通对中国人来说不起任何用。既然把中国人定义为半野蛮人，那就意味着中国需要用西方的炮火之光加以照亮。虽然并不主张马上武力攻打中国，但马戛尔尼也认为中国政府是应该被推翻的。
一世界留给中国的最后一个机会（1）
乾隆皇帝从小喜欢西洋玩具。
这个兴趣显然与父亲有关。雍正以工狂闻名于史，其实业余时间也是一个相当摩登的玩家，尤其喜欢西洋玩意儿。现在故宫博物院里还保留着他好几张穿西装、戴假发的画像，以及他玩过的大量西洋钟表、望远镜甚至显微镜。
乾隆青出于蓝，同样领娱乐风气之先。那些可以蹦出一只小鸟或者走出一个小人报时的西洋钟表，从幼年到成年，一直能让他惊喜。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二月，皇帝传旨两广总督李侍尧和粤海关提督李永标多进贡几件镀金洋景表亭，皇帝如此直接地向臣下索贡，有清一代并不多见。看得出皇帝确实是“喜欢得紧”。
不要以为闭关锁国之下，清代的统治者与外界毫无接触。事实上，巴黎或者伦敦流行的玩意儿，往往不久后就会随商船或者传教士传入北京。欧洲最顶级的钟表师成天琢磨康乾时代中国皇帝的喜好。还有欧洲人不远万里，从欧洲运来机械设备，在广州开办了钟表工场，专为皇帝和贵族生产奢侈品。一些中国匠人也发挥中国人特有的模仿天才，大量仿冒西洋产品，并且惟妙惟肖。不过乾隆一眼就看出这些合资及仿冒品并非正宗，强调宫中所用必须是原装进口货：“从前进过竹叶青、洋漆器皿，亦非洋做。如进钟表、洋漆器皿、金银丝缎、毡毯等件，务要是在洋做者方可。”
（《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
除了钟表外，皇帝还对西洋自动玩具着迷，特别是“机器人”和“机器动物”。宫中的西洋传教士西澄元研制了一头“自行狮子”，体量大小与真狮子无异，发条藏在狮子腹内，能行百步之遥。皇帝亲自前来观看，看着“自行狮子”昂首阔步向他走过来，大为开心。（《乾隆皇帝大传》）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西洋器物引起了皇帝的兴趣。皇帝对西洋乐器很好奇。他命传教士魏继晋与鲁仲贤教小太监学习“大拉琴”（估计是大提琴）和“小拉琴”（小提琴），在宫中组织了一个包括了大小提琴、钢琴、双簧管、单簧管、吉他在内的西洋管弦乐队，以便让居于深宫的女眷们也领略一下异国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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